“桂林路、漕宝路、苍梧路、田林路——四条路、四面墙在繁华都市的中心地带圈出了一个6万平方米的世界，有4万人聚居，那就是高家浜，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191弄。现在90%以上居住的是外来务工人员，其中约97%为农村户口，以安徽、河南、福建、湖北、江苏人为主。”

　　“共发放问卷320份，有效回收299份，有效回收率为93.4%。在299个调查对象中，20份是本地居民，279份是外来人口，可见该地区已基本成为外来人口聚居区。问卷主要包含个人信息、居住环境评价、居民经济状况、居民家庭生活状况、娱乐生活、对城中村及其改造的评价等。”

　　以上两段话，出自华东政法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调研报告。

　　今年暑期，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1033班的社会实践题目，立为“了解上海‘城中村’的现状、问题、改造、‘城中村’居民对未来的期望，最终为上海城市和谐发展建设提供一些可参考的意见”。这支“上海‘城中村’调查”社会实践队伍共11人，其中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90年11月。

　　在承认“看待问题略显幼稚”的同时，这些满怀“社会责任感与一种担当”的“90后”第一次走进“城中村”，第一次尝试在缜密研究方法指导下调研“城中村”，关注居住着的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如何融入这座城市……

　　在震惊中直击城中“陋巷”

　　“终于看见传说中的‘上海最后的城中村’高家浜了，吓了一跳，震惊了！低矮的两层楼房，破破烂烂；街道两侧是大大小小的杂货铺或是小餐馆。很难想象这些人是怎么生活在这里的……”——学生陈亚男

　　刚走入高家浜，就有学生因为难以忍受“那股浓烈的垃圾特有的馊味”而退出了大门。门外，是上海的漕宝路，一副都市寻常的繁华模样；门内，是上海中心城区罕有的陋巷高家浜，有着“上海最后的城中村”之称。

　　这是6月25日，调研第一天。

　　震惊，是这11名“90后”的大一学生最直接的感触。来自沿海某地级市的郑宇涵说，也曾去过几次当地的乡村，“但没想到破败的地方居然是在这。”

　　“从标牌看去，这是一条小巷子，绵延着。巷子里的垃圾好像永远扫不完，一堆又一堆。巷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小店，火柴盒一样拥挤，小到卖菜卖水果的，大到理发服装店……”学生李娜如此记述。

　　“鼻子先于眼睛感受到了，那个堆在原本就狭小的路边的垃圾堆……低矮的房子，狭小的过道，不时退让到路边店里，以避让来往的扛着煤气罐或一箱鸡蛋的自行车电动车……”学生张宁如此记述。

　　今年7月完成的调研报告中，具体列出了高家浜居民住房情况以及对居住环境总体满意度——“外来务工人员平均租住面积为6-9平方米，生活设施十分简陋，少有独立厕所和浴室，租金人均450元。在299个调查对象中，对现住房及周围环境总体感觉‘满意’和‘很满意’的有30人，回答‘一般’的有87人，回答‘不满意’和‘很不满意’的则有182人，而且表示满意的绝大部分是本地人。不满意原因最主要是治安条件差、环境卫生差，所占比例依次为35%、14%。”

　　在“碰壁”中走进他们内心

　　“我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碰壁了，有几个人都不愿意配合我们的访问，但我们依然没有放弃。我们走到一个卖奶茶的阿姨那里，为了能够顺利调查，先买了一杯奶茶然后才开始访问。”——学生王丽丽

　　第一次走进“城中村”，第一次学习资料文献法、问卷调查法、实地访谈法、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来调研“城中村”，这些“90后”还第一次学会了他们称之为“虽然尴尬却不可缺少的社会交往技巧”：派发香皂、牙刷、洗发露、彩笔等实用小礼物，并“随机应变地”适时买点水果、奶茶以让调研顺利，告辞时还必送店主一句“生意兴隆”。

　　如此努力的原因是什么？学生们告知：暑期实践是自愿参加的，实践题目也是自定的，“原本我们拟了两个题目，一个是‘城中村’，另一个是都市乞讨儿童，选题答辩之后学校确立了‘城中村’。我们想关注的，就是城市里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些群体。”

　　在299位调查对象中，家庭月收入在1000－3000元的占50.1%，3000－5000元的占37.5%，5000元以上的占12.4%。而“目前独自在上海打工的外来人员极少，基本是举家流动居住在沪，家庭人口主要集中在3人或4人，家庭人均收入约为800元，扣除房租、水电费、食杂费及寄回老家盖房或贴补家用费用，所剩无几。”

　　收入低、住宿差，精神娱乐生活又如何？调研发现，“最普遍的娱乐就是与老乡们聊天”。

　　开水果店的王姐是江苏人，1998年随夫迁至高家浜，13年来从未踏入上海任何一家电影院。此前唯一一次在上海看过电影，是20年前的中学时代。一次暑期上海游，在她心里深处埋下了来沪生活的种子。

　　如今她租住着小小的房间，15岁的女儿从小在江苏跟着爷爷奶奶，与她十分生疏；房东按每立方米3元、每度1元的较高价收取水费、电费，夏天排队淋浴收费3元一次，冬天洗澡去公共浴室，9元一次……

　　调研队伍中的上海学生陈文涛说：“当我问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时，他们往往双手一摊，说不知道，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拼命赚钱。”

　　在贴近中获得人生感悟

　　“每个人或许选择呆在高家浜的理由都不一样，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活得更好。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有一个高家浜，它或许是生活某个阶段的暂住所。与周围的高楼大厦相比，它是如此不起眼，可它又是如此不同。在那儿居住的人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。有时你或许没有能力去改变某些东西，可你在改变的路上。”——学生叶为遷

　　调研问卷设计了“‘城中村’改造对当地发展是否有利及‘城中村’改造对自身影响是否重要”的系列问题。

　　对当地发展是否有利？调查显示，299名被访者中，250人即83.6%的居民认为，“城中村”改造是有利于当地发展的，另有20人即6.7%的回答是“不清楚”，总体上，肯定大于否定。

　　对自身影响是否重要？在299人的回答中，220人即73.6%的人认为“非常重要”或“比较重要”，另有20人即6.7%认为“不重要”或“很不重要”，其余的回答“一般”。同样是肯定多于否定。但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认为重要的原因有所差别：本地居民认为重要的原因，是改造对自身有利（如可以住新房、获得补偿费等），却也担心会和预期有差别；而外来人口认为重要的原因是，改造对自身不利（如要另租房困难、生意难做、上班不便等）。

　　“由此可见，‘城中村’的外来务工人员虽然认为改造利于当地发展，但是他们更担心改造后失去现有生活，以及生存和发展的空间，因此对改造既憧憬又害怕，非常希望在改造过程中能多考虑他们的利益。”调研报告这样指出。

　　担忧、无奈、迷茫，无疑是这处“城中村”居民的普遍心态。然而，在299位调查对象中，却有一名来自山东日照的23岁女老板，让这支“90后”社会实践队伍“从走出象牙塔的历练里感悟到了许多”——

　　“她只是中专毕业，却通过函授课程拿到了本科文凭。当初离开苏州工业园区的文员工作，来到高家浜起早贪黑地卖山东水饺，是她的选择。这里是她积攒资金的地方，是事业起步的跳板。相信还有很多年轻人来到上海，都是抱着这样的希冀：靠着自己的汗水，描摹出一道光明的未来。”郑宇涵等好几位学生，都对此印象深刻。

　　调研即将结束。走出高家浜，学生们随机访问了附近一些居民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不少受访者对于高家浜环境、改造等态度，反应惊人一致——“我不了解那个地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”、“那个地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”……

　　“‘城中村’重要的是合理而不是好看”

　　——调研报告的结束语

　　在城市不断扩张和繁荣的今天，“城中村”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，而且现在的“城中村”已不再是以前意义上的“城中村”。它可能是一个城市社区，也可能是从农村向城市过渡的社区；它可能位于城市中心，也可能位于城郊结合部。它不是某一座城市独有的难题，而是目前中国很多城市都存在的普遍现象。

　　“城中村”重要的是合理而不是好看。当然，当“城中村”达到饱和时，必然要走改造之路，但改造不应只是简单的推倒重建或是简单的空间重组。究竟如何改，改造的步伐应该如何控制，以及如何避免产生新的“城中村”，是比单纯的改造更具深刻意义的。

　　在目前的城市社会发展阶段，“城中村”作为一个特殊的社区，以其宽容性提供给外来人口一个居住和发展的空间，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，在改造时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。

　　让不同群体有机融合在一起，特别是使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，平等自由地沟通和交流，公平地享有城市化带来的成果，这是在以后的“城中村”改造研究中必须坚持和体现的。